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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天然不是黄金，黄金天然是货币。”马克思一语道破了黄金与货币的本质。所谓货币是商品交易的媒介，而稀缺珍贵的黄金因其自身价值而形成实物货币，无须通过任何鉴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如黄金、白银等实物货币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如纸票这样的信用货币。所谓信用货币，简而言之，只是一种依法规定，由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其本身价值远远低于其货币价值。目前发行的几乎都是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而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信用货币。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旦出现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等情况时，这些依法认定的信用货币是否还有法可依？一旦立法的政权覆灭，法定纸票也很可能变为一堆废纸，在这个时期，黄金这样的天然货币之价值就会自然呈现，人们常说的“乱世藏黄金”，正是此理。
在古代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频频发生因抢夺黄金而引发的战争，但历代统治者对于黄金储备同样很重视。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后，设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等专司府库之职，专门负责管理各种财务的出纳，这便是中国Zui早的国库雏形。史书中，西汉时期向来有“多金”的记载，当今有种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西汉的黄金储备已经等于中国2003年的41.4%，那时“金子论斤赏赐，买卖用金子交易，甚至交罚款用的都是黄金”。虽然古籍中的“金”并不一定指黄金，但从当代出土大量汉代黄金制品来看（例如陕西博物馆中的大量金饼），似乎也能从侧面印证“西汉多金”的说法。由于古代国库中的黄金主要来源于金矿的开发，至少可以推断，“多金”的西汉是我国进行黄金开采的一个高峰期。此外，近年来古玩界传得沸沸扬扬的唐朝“黄金蛙”“黄金龟”据说出自唐朝金库，但在史料中并未找到明文记载，汉、唐毕竟时代久远，当时国库中的黄金储备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唐代的黄金产量与储备虽难以考证，但当时广西与湖南金矿的开发却是南方金矿开始得到利用的标志。到北宋王朝，西部大片国土丢失，山东半岛金矿成为金矿开发的主要来源。蒙元王朝时期，黄金峰值年产量突破1吨（3万余两），有关东北金矿的记载开始出现在史书中。到了明朝，云南丽江与四川北部成为黄金产量Zui高的地区，峰值年产量为1.25吨（4万余两）。到了清朝前期，因受战乱等因素影响，黄金产量一度进入低谷。晚清之际，东北及内外蒙古金矿产量比重大增，“1888-1890年，晚清时期年平均产量达13.5吨左右”，但至“1901年逐年下滑至4.51吨，仅及前期峰值的1/3。1911年恢复至15吨以上（48万两）”。
首先是国民ZF为挽回法币的信誉，于1946年底开始抛售黄金和美元，没想到仅过了两个月，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的上海却发生了抢购黄金的风潮，“人们争相抛出法币抢购黄金、外币，黄金对法币比价猛烈上涨，2月1日1两黄金合法币40.8万元，2月10日则涨至96万元，法币贬值已达极低地步，实际上已经崩溃。在此情形下，ZF不得不于2月17日起取缔黄金买卖、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抢黄金风潮虽然被压制住了，但却无法阻止法币一路狂贬的趋势。
抗战胜利后，国民ZF的国民经济就已濒临崩溃，尤其在内战爆发后，国民ZF的货币发行额无止境狂增，到1947年8月为止，法币发行量共达6636944亿元，比抗战胜利时增加了约 1190.8倍。货币发行的猛增，不但未减轻财政危机，反而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当信用货币出现危机之时，黄金作为天然货币的价值便会充分体现出来。
当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国民ZF的统治者自然也清楚“乱世藏黄金”的重要性，国府于1948年8月开始发行金圆券，以此方法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后收归国有。1949年1月10日，自知在大陆败局已定的蒋介石指派其子蒋经国前往上海会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求他将中央银行所存之美金与黄金移往台湾存放。实际上，这次密运自1948年底就已经开始，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至少450万两黄金分装在木箱内，半年内分7次秘密运抵台湾，是中国有史以来Zui大的一次黄金跨海密运事件。正是因为有大量的黄金作为靠山，蒋介石ZF败守台湾后得以顺利实施货币改革，新台币的改制遂于1950年7月1日起实施，稳住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在时局动荡的乱世，黄金储备对于一个政权存亡之影响可见一斑。
由于古代王朝的黄金产量及储备只能根据文献与出土文物推测，而每一次王朝更迭时，国库中储备的黄金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也因缺少文献而让后人难以有更直观的感受。不过，中国距今Zui近的一次政权更迭——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的前后，黄金的重要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