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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双鱼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白居易的《家园三绝》应该不会陌生，诗中就有一句“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说文解字》将“榼”解释为“酒器也”，可知双鱼榼是一种酒器，外形似连体双鱼状，并且榼两侧均有一至两个环形系，便于系绳携带。
作为盛酒器的榼出现时间较早，《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有“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至唐代，榼非常流行，文献中常有“瓶榼”“壶榼”等的记载。郑綮《开天传信记》云：“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
双鱼在诸多考古出土(水)的唐代陶瓷中常见，如长沙窑、唐三彩、邢窑以及广东水车窑等。
作为白瓷的代表性窑场——邢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了一件白釉双鱼榼，通体施白釉，口缘及足部露胎，釉色白中闪青。造型呈双鱼跃起状，鱼头为瓶的口、颈、肩部，身为瓶身，尾为瓶之圈足。瓶口外侈，腹部扁圆，圈足外撇。瓶身饰满鱼鳞纹，两侧堆塑双排鱼鳍纹，上下均有环形系，圈足置孔，便于穿系提携。除了此件外，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上也有一件邢窑白釉双鱼瓷榼，造型与长沙窑酱釉双鱼榼较为类似，只是体型稍窄，应为出口之用。
位于广东梅县的水车窑也生产有双鱼形榼，如青釉双鱼形榼，作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足部微外撇犹如鱼尾。肩部带一短流，榼身两侧有对称的凹槽，凹槽上下各塑用于穿带的双系。两侧各贴塑两只圆形鱼眼。外壁施青釉，釉色青绿，有较强的玻璃质感。此榼也被视为唐代潮州窑产品。蔡奕芝在《潮州唐宋古窑研究》中认为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是相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两个窑场，两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釉色、造型具有同一时代特征，“梅县、潮安唐代同属潮州管辖，水车窑产品也通过潮州这一当时繁荣的对外港口输入到泰国、日本等国家。所以，广义上说，水车窑也是唐代潮州窑中的一个窑场”。
唐代双鱼榼除了在陶瓷界被广泛运用外，其他质地，如金、银及铜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对于其造型来源于何处，有学者对此作了推测，认为：“在唐三彩和唐宋瓷器中出现的双鱼壶造型应该是来自对金银质地双鱼壶的模仿。1976年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双鱼形银壶应该是这种造型的金属器原型”。结合陕西及内蒙古两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唐代陶瓷制双鱼形榼是在汉代鱼形陶扁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地将分体式融合于一体，并借鉴吸收其他质地的双鱼形器物特点，进而产生的一种盛酒器。
为什么唐代的酒榼要做成鱼形呢?这就要从古人对包括鱼纹在内的吉祥纹饰崇尚习俗说起。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有趋吉避凶的习惯，常将美好的期望借助图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吉祥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日常器物，又可不断地给人们心理暗示。古代的吉祥图案中，鱼是常见的一种。先人们看到鱼产子众多，故以鱼为丰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鱼纹就被当作主题纹饰寓求丰产、多子多福、人丁旺盛;且“鱼”也是“余”的谐音，“鲤鱼”和“利余”同音，故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丰庆有余”等，也就有了大鲤鱼的“得利图”、“连年有余”图等。因此鱼直接对应了人们对富裕、吉庆、求福的心理。“鱼”又和“玉”同音，所谓“金玉满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乐趣和意境的向往与憧憬。鱼离不开水的自然现象又是鱼水之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男女情深、夫妻恩爱、伉俪美满的情意。
在唐代，鱼又有了新的含义。唐代上朝，官员进出宫门，必需带着信物查验，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始佩戴鱼符。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将鱼符改为佩戴龟符，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即位，又复龟符为鱼符。能佩鱼符的人，都是在京都为官者，或是应诏入京的外地官员，鱼符也就成了地位高贵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双鱼榼都是两条鲤鱼拼合而成，而唐代Zui高统治者为李姓，“李”与“鲤”谐音，鲤更成为富贵的象征。所以在唐代，鱼特别是鲤鱼寓意着人们对富贵的期盼，成为各种器物常见的装饰纹样。另外，唐朝皇室信奉道教，由于道教认为鲤鱼与龙和成仙有关，因此道士一般都忌食鲤鱼，将鲤鱼奉为圣物。
除此之外，唐诗的推动也是唐代陶瓷器装饰鱼题材的动力之一。有唐一代，涉及到“鱼”的诗非常多。根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以发现，带有“鱼”字的诗足有2185首。这些诗的不断问世，一方面是对唐代食鱼、崇鱼等吉祥文化的汇总和反映，另一方面也为陶瓷、金银器等日常所用的工艺品增加了装饰题材的灵感。作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陶瓷生产者，长沙窑及其他窑场不会遗漏“鱼”这一皇室、民间皆为喜欢的题材，结合自身的胎、釉等特点，进而生产了双鱼榼这种较为常见的器形。
寓意吉祥的双鱼形瓷榼带给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瓷榼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体现了窑工们精湛的制瓷技法;实用性功能突出，作为酒具非常轻便，利于随身携带。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将人们对富贵的期盼以及对取悦当朝的用意都融于瓷榼之中，不得不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凡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