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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业态，已被广泛认知，并出现在多国的国家顶层战略设计中。从5G、人工智能到工业软件、智能制造，从数字工厂、黑灯工厂到未来工厂、智慧工厂，各国纷纷对制造业数字化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谋求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占据制高点。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非凡。中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何异同，各自具备哪些优势？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工业4.0、智能制造时代，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强国相比，“长板”与“短板”如何？

刘军梅：在近30年发展中，中国迅速缩小了与传统工业强国的差距，制造业及其数字化转型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拥有多处“长板”。中国制造业规模大、体系完整，更具活力；中国5G技术处于水平，已建成的5G基站约占全球的70%，5G网络已覆盖全国各地，而快速下降的5G模组价格，将助推5G技术在制造业的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先导应用，中国在此方面的投入亦多于其他国家，这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目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比例为0.5%-1%，而欧美企业这一比例为3%-5%，若中国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持续提高至欧美企业的水平，结合制造业产值，中国潜在市场将会十分巨大。

当然，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有不少“短板”，包括：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基础技术等产业对外依存度仍需降低；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虽已达76.4%，但美、德、日三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均在90%左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方面，除5G相关技术外，中国在其他多个领域技术水平均有待提升；目前，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多位于美国，国产软件缺乏竞争力；工业数字化渗透率不高；在数字化转型配套服务方面，中国需要百花齐放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来提供相应服务。

中新社记者：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上，传统工业强国的总体趋势是怎样的？又各有怎样的特点？

刘军梅：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传统工业强国依据自身发展优势，对制造业数字化提出了不同的构想和规划。

美国战略的主要任务是重振制造业，吸引制造业重返美国，提升其在全球先进制造产品份额，其“再工业化”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来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关注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先进制造领域，注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德国战略意在强化“德国制造”的地位，期望在新标准制定方面进行竞争，推广“德国标准”；日本的战略则是建设新型数字社会，重点发展机器人等新技术，实现“工业互联”“互联制造”，促进智能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新加坡加大对“人工智能”新型产业、技术的投入，打造世界研究中心；韩国则将建设重点放在“智能工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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